• 出處:《牡丹江大學學報》2014年第12期
  • 發布日期:2015-01-04
  • 作者:王 宏 濤
文殊、觀音、地藏、普賢是我國著名的四大菩薩。四大菩薩中,文殊主智,觀音主悲,地藏主愿,普賢主行。仔細揣摩,筆者發現,文殊所表征的“智”,屬于心理學所講的“知”;觀音所表征的“悲”屬于心理學所講的“情”;地藏所表征的“愿”屬于心理學所說的“意”,普賢菩薩所表征的“行”屬于心理學所說的“行”。因此,用“知情意行”來概括他們之間的關系非常簡潔恰當。筆者還注意到,印度并無所謂“四大菩薩”之說,印度所傳的是“八大菩薩”,并且這“八大菩薩”有好幾個版本,并不統一。可見,中土所謂的“四大菩薩”說是經過漢地民眾長期選擇后形成的中國化的結果。中土的“四大菩薩”各有所長,各司其職,分別代表了佛教修行理論中最基本的一個方面,而且每一個方面都和中國人的情感世界與現實需求緊密相連,是中國人知、行、意、行在佛教神譜中的反映。相比于印度多個版本的“八大菩薩”說,中國化的“四大菩薩”說無論名稱和內涵都非常統一和固定,生動地展現出了中國化佛教對印度佛教的發展和超越。由印度的“八大菩薩”說到中土的“四大菩薩”說的轉變,是佛教中國化的極具典型性的案例,所以有必要展開充分探討。
印度在其漫長的歷史中除了短暫的幾個時期外,都是分裂的。就算是在統一的王朝如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時,其內部各個種族、文化、語言都是有很大差異的。這種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差異導致的一個結果是:印度的思想盡管不乏深刻性與嚴謹性,卻也同時具有多元性和雜亂性。這種多元性和雜亂性表現在佛教神譜方面就是關于“八大菩薩”的認定上。大致統計,印度關于八大菩薩的認定主要有五個版本,其中以觀世音、彌勒、虛空臧、普賢、金剛手、妙吉祥(即文殊)、除蓋障、地藏這八位菩薩為八大菩薩的說法最普遍。[1]我國藏傳佛教接受的就是這種說法。
然而,漢地佛教卻從這八大菩薩中揀擇出了文殊、觀音、地藏、普賢四位菩薩,就滿足了信眾的心理需求與現實需求,這是頗值得玩味的。仔細想來,印度的八大菩薩在職能上確是有重復的,就以比較普及的第五組為例,彌勒的大慈和觀音的大悲就差別不大,基本是同義詞;虛空臧主智慧和財富,這又和文殊與地藏的職能相重合;除蓋障與文殊慧劍除障礙的功能大體也相似;而金剛手和普賢則是同體的。無疑,對于“好簡”的中國人來說,職能上的重合與交集會造成朝拜活動的不確定與迷茫,而崇拜對象的確定性則是任何宗教追求都非常重視的。況且從宗教理論上講,任何神靈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定的排他性。也正因為如此,所有的宗教都非常強調信眾對崇拜對象的絕對忠誠。佛教屬于多神教,諸菩薩之間雖然不是敵對關系,但如果同一件事情兩個菩薩都管,以中國人的經驗反而是“二龍治水”、相互扯皮,最終沒水喝。中國人于是干脆就將八大菩薩合并為四大菩薩,當然這是個長期的過程,直到明代才基本確定下來。顯然,最終選定四大菩薩來取代八大菩薩,并且最終選定文殊、觀音、地藏、普賢這四位,應該說他們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頗有權威性,也被老百姓廣泛接受。中土的“四大菩薩”說較之于印度的“八大菩薩”說,對象更加確定,分工更加明確,民間化程度也更高,社會聲譽也更強。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筆者才講,用“四大菩薩”取代印度的“八大菩薩”,是中國佛教對印度佛教的發展與超越。
可是,職能上的揀擇是用來滿足信眾外在需求的。但如果只是滿足于此,那就庸俗化為了“有求必應”之類不登大雅之堂的迷信活動,不可能打動官方與士大夫以及高層次信眾的心靈,進而也不可能形成強大而持久的影響力。佛教是一種哲學體系非常復雜,論證非常嚴密精致的宗教體系,四大菩薩之說能夠為朝野廣泛接受與認可,外部表現為中國人對四位大菩薩的信仰逐漸形成,內在的則是中國人對四位大菩薩所表征的內涵進行了中國化的整理與加工。下面筆者就四大菩薩各自所表征的內容進行解析,希望能夠解釋出更深層的涵義。
先說文殊菩薩。每個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存在,每個人的生活都少不了悲歡離合,這是人類生活的現實。各種宗教都試圖通過各種途徑來認識這些人生的問題,并試圖給出各種解決困惑的方案。喬達摩悉達多王子當初也是為這些問題所苦惱而出家修道的。他終于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得出的結論就是人生苦惱的根源就在于“無明”。而要解除人生的煩惱,首先就要樹立“正智”,也就是般若智慧。文殊菩薩表征的就是佛教智慧,這是一種與凡間智慧不同的,教導信眾認識到現象界局限性與偶然性、從而轉向永恒性與必然性的甚深智慧。這種智慧要求人們認識到自己原來所追求的財色地位原來都是“空”,甚至于連自己的肉身也屬于緣散緣滅的現象界,是無法永恒也不值得執著的。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能放下自己對財色地位的執著,獲得內心的安寧與平靜。放下對人生的執著以后,生活還要繼續,佛陀還要告訴信眾什么是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包括人的本質與命運、苦難與幸福的真諦、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生活的倫理與戒律等等這些佛教理論都是由文殊來表征的。樹立正確的認識,是佛教一切修行的開始。所以佛教界才將表智慧的文殊菩薩稱為“諸佛之母”、“七佛之師”。文殊菩薩到了中國后,盡管名氣稍遜于觀音,但在佛教教義體系中的地位一直是在觀音之上的。其道場五臺山被尊為“金色世界”,也比峨眉山“銀色世界”、普陀山“琉璃世界”、九華山“蓮花世界”要尊貴些。在中國漢地,四大菩薩中,文殊菩薩的道場形成最早,唐代前期已經基本形成。
然而,只有正確的認識還是不能解脫成佛,因為即使是十地菩薩,智慧已經與佛相等,也還需要度無邊的眾生,為自己的成佛積累功德。只有智慧功德圓滿,才能成就“兩足尊”,即成佛。要救度無邊的眾生,就必須有悲天憫人的慈悲情懷,沒有對世間眾生的憐愛之情,佛菩薩的救苦救難就成了單純為了完成自己成佛所需要的功德的極其自私的活動,不僅枯燥而且低級,尤其是與大乘佛教“自度度人,自覺覺他”的利他情懷相違背的,更與佛
教“自性空”的基本理念相違背。而大悲之“情”正是觀音來表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觀音菩薩所表征的悲心,是大乘佛教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根本區別,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觀音菩薩之“悲心”,就沒有整個大乘佛教體系,這樣說是毫不夸張的。迄今為止,學界對這一點一直是比較忽視的。以往對觀音的形象定位是和藹可親、不辭辛勞的救世者,這個形象定位過于具體化、碎片化,沒有能夠從整個大乘佛教之確立的角度去認識觀音菩薩的地位與貢獻。
從心理學的角度講,觀音所表征的,就是人類最崇高的那部分情感。“情”為何物?對文學、哲學、宗教都是繞不開的話題。圣人有情無情?在中國哲學史上也是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是人人都很關心的問題,女皇帝武則天就曾經向禪宗智詵大師請教過這個問題。說到底,“圣人有情無情”的問題是對人的本質、對人生的本質的認識問題。“情”是一種理智總是試圖把握、卻時常無法把握的力量。它與理智一起構成了人類的精神世界。“情”
是神秘的、無法明確地以概念、判斷、推理的方式來說明的。“情”又是異常強大的,強大到絕大多數的生活是被它所主宰的。仔細想來,圣人必然是有情的,觀音菩薩已經是十地菩薩,已經獲得無上正等正覺,卻仍然具有無邊的慈悲。“情”又是迷人的,是人格中最有魅力的因素,讓人喜歡的人一定是有情的,“無情”的人(其實是寡情)總是讓人敬而遠之、甚至害怕和厭惡。我們的觀音菩薩是半個亞洲都喜歡的最有魅力的菩薩,其原因也正是其“多情”。是多情讓其聞聲救苦、不辭辛勞;是多情讓其千手千眼、倒駕慈航;是多情讓其分身無數,卻和藹可親。所以,觀音菩薩以其表征情感的獨特魅力,深受中國人的喜歡與尊敬。
有了悲心、智慧,還需要有堅強的意志、信念與勇氣。而這些,是由地藏菩薩來表征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地獄不空,我不成佛!”這些為人熟知的誓言,每次想起都覺得鏗鏘有力、震撼人心。令人想起勇氣、信心、意志、信念這些東西,它們是一個人生命力的集中體現。一個徒有思想而沒有意志和信念的人是不能成事的。西方文藝理論認為,悲劇是最高的藝術,因為恰恰因為主人公理想的破滅、愛情的凋零、生命的終結對人心的震撼最強烈,也最能引起人們的反思和改正。我國不是也一直在推崇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的精神嗎?仔細想來,這些行為從理性角度看,確實是愚蠢的甚至是瘋狂的,它是在用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意志與信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所倡導的正是勇氣、意志、信念、信心之類的現代所謂情商的因素。況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直是中國人所推崇的精神。這些都充分說明,不管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非理性的意志、信心、信念才是人類存在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支柱,才是人性中最寶貴的因素。一個人智商再高,沒有強烈的意志、信念和信心,終究會一事無成。地藏菩獨特魅力,深受中國人的喜歡與尊敬。有了悲心、智慧,還需要有堅強的意志、信念與勇氣。而這些,是由地藏菩薩來表征的。“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地獄不空,我不成佛!”這些為人熟知的誓言,每次想起都覺得鏗鏘有力、震
撼人心。令人想起勇氣、信心、意志、信念這些東西,它們是一個人生命力的集中體現。一個徒有思想而沒有意志和信念的人是不能成事的。西方文藝理論認為,悲劇是最高的藝術,因為恰恰因為主人公理想的破滅、愛情的凋零、生命的終結對人心的震撼最強烈,也最能引起人們的反思和改正。我國不是也一直在推崇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的精神嗎?仔細想來,這些行為從理性角度看,確實是愚蠢的甚至是瘋狂的,它是在用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意志與信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所倡導的正是勇氣、意志、信念、信心之類的現代所謂情商的因素。況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直是中國人所推崇的精神。這些都充分說明,不管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非理性的意志、信心、信念才是人類存在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支柱,才是人性中最寶貴的因素。一個人智商再高,沒有強烈的意志、信念和信心,終究會一事無成。地藏菩薩在印度和西藏的影響力和知名度都排不到前四,而漢人卻選擇了他為四大菩薩之一,其原因正是因為地藏菩薩所發的誓言與愿力與中國文化所倡導的基本精神是相符的。所以說地藏菩薩被漢人選為四大菩薩之一,是有其內在根據的。
知情意都有了,剩下的就是踐行了,普賢菩薩所表征的“踐行”是一切佛教經論的落腳點,也是一切佛教修行體系的基石,所以普賢菩薩被稱為“大行”。普賢菩薩所表征的“大行”,不是一般的“行”,而是“普賢行”。“普賢行”是為見到普賢菩薩,進入性起法界為目標而大發菩提心,以普賢菩薩十大愿王為指導,以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為修行次第,廣泛參訪善知識,最終進入究竟的一真法界而又不離世間、廣泛利益眾生的殊勝法門。[2]普賢行尤其強調對善知識的參訪。在著名的《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所參訪的善知識以十人一組,由低到高,分別代表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境界。 在善財童子參訪的善知識序列中,觀音菩薩的位置居中,正是處于“行門”。也就是說,觀音菩薩之“行”屬于“普賢行”的一個階段、一個部分。觀音菩薩之“行”,主要解決人生面臨的具體苦難,具有隨機性、臨時性、表面性的特點;而普賢菩薩的“普賢行”,則著眼于度眾生入法界,跳出三界之外,帶有系統性、必然性、根本性的特征。中國四大菩薩之間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沒有文殊的智慧作為指導,堅強的意志可能會使人誤入迷途而不知改正、一錯到底,“情”也有可能泛濫成“濫情”;沒有地藏的意志與信念,“情”也有可能會使人不能自己、明知故犯;沒有觀音的大悲之情,救苦就缺少了動力與趣味,成了乏味的機械勞動,也會使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蕩然無存。智慧、勇氣、信念、悲心最后都要落實在普賢菩薩所表征之行動上。從大乘佛教的修道體系上看,起于文殊,通過觀音、地藏,而成于普賢。四大菩薩的確立,真正體現的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參考文獻:
[1]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2]王宏濤.古代域外普賢信仰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11 年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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